中央再次点名“天价彩礼”，结婚难会进一步造成生育难

5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听取“十四五”时期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重大政策举措汇报，审议《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会议点名“婚嫁陋习、天价彩礼”，要求对这些不良社会风气进行治理。 

这已经不是中央第一次点名“婚嫁陋习、天价彩礼”。2019年中央一号文件就首次针对这些不良社会风气提出了明确的治理要求。今年4月，民政部将15个县（市区）确认为全国婚俗改革实验区，大力推进婚姻领域移风易俗，实验时间为期三年。 

客观来看，多年来一直存在的“天价彩礼”现象，既有历史原因，也有现实背景。近年来，因“天价彩礼”而引发的一系列恶性事件，让这一不良社会风气再次成为热议话题。民政部社会事务司郝海波在《人民日报》上刊发文章，“天价彩礼”的治理需要多措并举、久久为功。

 “天价彩礼”的背后 

结婚送彩礼的传统由来已久，最早可追溯至西周时期的“纳征”。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彩礼既有确定婚姻关系的功能，也有表达双方情感的功能。但令人咋舌的“天价彩礼”，因为超过很多一般家庭的经济承受范围，而引发诸多家庭矛盾，积累社会不稳定因素。 

山东农业大学地方政府与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公共管理学院教授陈国申对记者表示，彩礼作为中国古代婚姻制度的一项规定，有特殊的历史背景。 

在中国古代，存在男女的明显不平等，女子出嫁后便成为男方家庭的一员，即所谓“嫁出的女儿，泼出去的水”。在这种背景下，男方要把女方家的姑娘娶进门来，支付彩礼，也是理所当然。 

进入近现代社会，1934年，在中央苏区颁行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法》，就曾经有过废除彩礼的制度。1950年5月1日，《婚姻法》作为新中国第一部正式实施的法律，彻底杜绝了“买卖婚姻”等陋习，但“订婚彩礼”作为一种民间习俗仍然保留了下来。 

于是，彩礼的社会学意义也在悄然变化，从中国古代买卖婚姻的对价变成了对男方经济条件考验的标准。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都保留了这一习俗。 

近些年来，农村地区屡见不鲜的“天价彩礼”现象，让彩礼多次成为热门话题。于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整个社会就有了男孩、女孩分别被冠以“建设银行”“招商银行”的调侃，三个男孩叫“汇丰（会疯）银行”。而中国城市房价上涨，也有了“丈母娘推高房价”的揶揄。 

根据武汉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刘燕舞的调研，上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男方结婚费用对大部分农村家庭来说都算不上负担。从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男方家庭婚姻成本开始上涨，金额相当于当时一个农村劳动力年收入的3到4倍。从2000年开始，农村彩礼金额开始大幅增加，部分农村地区的彩礼数额飙升到1个农村劳动力7年的收入，再加上房子等硬性条件，总金额相当于当时一个劳动力16年的总收入，比上世纪90年代增长了4倍以上。 

刘燕舞表示，“到2012年左右，部分农村地区的彩礼金额开始涨到10万出头，附带要求城市商品房、车子，以及首饰‘三金一银’等，总金额高达几十万元。” 

前述《人民日报》文章称，在一些地区，彩礼数额高达10万余元，有的甚至超过20万元，各种名目也不断翻新。有的地方，一场婚事的支出相当于一个农村家庭很长一段时间的收入。天价彩礼明显加重了家庭负担。 

河南省社科院社会发展研究所副研究员杨旭东表示，越是偏远、经济不发达的地方，彩礼要得越高，让很多原本就不富裕的家庭雪上加霜。 

他说，“从了解和掌握的情况看，目前呈现出一个随着行政层级降低、彩礼金额逐步攀升的现象。就是说越是大城市，男女双方经济条件相当，对彩礼的争议越小；越到偏远、经济欠发达的农村，彩礼金额越高。彩礼习俗进入一种越是经济落后、彩礼负担越重的恶性循环。” 

值得整个社会警醒的是，近年来因“天价彩礼”而引发的恶性事件不在少数。在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的背景下，“天价彩礼”不仅扭曲婚姻本身的纯洁性与纯粹性，还加重了不少家庭的负担，引发脱贫人口“返贫”或一般家庭致贫的情况。 

除此以外，“天价彩礼”的消极性，还表现在结婚难会进一步造成生育难，人口出生率进一步降低，对于形成合理的人口结构有巨大的负面影响。同时，在婚姻过程中“商品化”女性，不利于两性关系的平等，甚至引发婚后家庭关系的不和谐，对社会治理带来负面影响。